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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導讀期末考申論題

古籍導讀

 

 

Q1劉歆對西漢博士的四個批評(請從兩大要點去申論)

 

劉欽在讓太 博士一書中針對西漢博士在學術上的弊病缺失提出四點批評,這四個批評從兩大觀點出發:

(一)博士對學問材料的範圍承認狹隘

1.博士們追求的章句之業,只是分文析字,浮辭煩長,徒增學術上的障礙,會造成這樣的情形是出自於博士們因陋就寡,可以研究的材料有限,但又因為學問研究與功名利錄直接牽扯上關係,博士們不得不有所表現。

 

2.博士們為了扼殺學術,甚至為了阻止其他的經典被承認進而影響他們在學術上政治上的地位,不惜以神怪造謠,到此他們所排斥的已經不僅僅只有古文了,凡是只要沒被立為博士的經典都成為他們排斥和攻擊的目標,以政治專制學術,將學術僵化為政治工具。

 

(二)非理性的學術態度方法

1博士令一個很大的弊病出現在治學的方法上,博士們治學是口說末師。口說是指老師對弟子的口頭傳授,末師是指及身承受的講授之師。只相信老師的頭講授,而不實際去閱讀講授以外的典籍;只承認己家學說而沒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將學術狹隘化。

 

2博士們治學態度自私狹隘,抱守殘缺,或是懷著忌妒之心,不經過考究舊隨波逐流隨意批評和排斥。

 

Q2經古文學的差別

 

今古文的差別,其實不在字體的不同,而是在於版本的不同,在於對版本的承認與否的差別。當年伏生傳書的時候的困難之一就是因為今文和古文字體不同,說明了伏生的藏書是篆書,就是所謂的古文,所以他在傳書的時候將篆文寫成隸書,由此可見漢初今文皆從古文而出。

古文指的是以先秦文字所撰寫成的經典,但古學則是一個觀念,由劉歆們等發展出來的觀念。今文學家遵守末師,劉歆提倡的經典是往古,古文就是往古的証明。

 

今文跟古文比較起來除了在於版本和字體上的不同外,還有對於學術材料認知範圍有廣狹上的差別,今文只承認已經被設立為博士的典籍,古文學除了已經被設為博士的典籍外,另外還 包含倍 博士所排斥的經典(例如:毛詩、左氏春秋、穀梁傳、古文尚書)

另外今文學有師傳,可以往上追朔,而古文學是由魯恭王壞孔子宅出現的,無可追朔。

由此可見今古本質上的問題只是種在校對上誰對誰錯,誰比較完整,誰比較殘缺,到了後來卻變成在政治學術上的意氣之爭。

 

Q3今古文尚書的流傳(版本、何時消失)

 

 

古文尚書的流傳:孔安國有古文尚書,由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之,孔安國以今文讀教,多今文尚書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之禍未立學官,後來孔安國將古文尚書傳授給都尉朝和司馬遷。都尉朝又傳膠東庸生,庸生又傳清河胡常少子,後又傳至劉歆。

(孔安國→都尉朝、司馬遷→膠東庸生→清河胡常少子→劉歆)

 

今文尚書的流傳:

伏生為 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後來兵大起流亡,漢定後,伏生取其書只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漢孝文帝時,詔朝錯向伏生學習。

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倪寬又受孔安國。

(濟南伏生( 博士)→孔安國朝錯→→歐陽高子陽)

 

今古文尚書的版本:

孔安國所傳授的古文尚書只是以今文寫定的二十九篇,其他多出來的十六篇並未傳授出來,收於中祕,只有在中秘教書的劉向、劉歆、王龔可以看到,外間難以見到,導致到了東漢,雖然古學大盛,但治古文尚書的儒者們注的依然只有二十九篇,造成了後代學者注其他經典時只要遇到其他十六篇內的文句時一律都指為逸書。後世馬、鄭治古文尚書亦為古文,但陸明德不知道多出來的十六篇並未流佈,見馬鄭兩人所注的篇目和伏生相同,又因今文本決於西晉無可對照,便誤會馬鄭所注的的不是古文版又以為孔安國的古文版本絕跡了。

但事實上今文本是被古文本給取代了,所以今文本消失,傳於後世的的是古文本。

 

Q4西漢經學官士教學和私人教學情形

 

西漢學官設博士官弟子員後,博士有了教學的責任,學生來源分為兩種:1由朝廷或郡國選拔來的固定學生(這是官式教學)2博士們私人授課的學徒。後者常多於官式教學,影響力也大於官式教學;這並非博士弟子特有的特徵,其他經典的情形也大多如此,尤其是漢初時候的開山之儒(EX:伏生)皆是 居家 教授,教化地方奠定了漢代經學成為當時的社會基礎,經學的影響是由民間開始廣被到社會各個層面中,這是孔子以仁德大統精神的實現;文化的生命大多培養深根於民間,扭曲扼殺於政治。

先有漢朝私人講學的成功才促進了朝廷設立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後來日趨偏狹,最後逼出東漢的古學相以抗衡。

除了朝廷官式講學和私人講學外,另外還有地方(郡國)設立的學官,他們所教的與朝廷學官無異在教育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

 

Q5董仲舒對春秋的了解和孟子對春秋的異同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這是他對公羊春秋的總結,也是對儒家思想的總結。

要說董仲舒對春秋的了解和孟子的差別就是在於董仲舒將春秋的意義和天的意志結合在一起,可能是繼承了周初天人感應的觀念而來,然後再將它的意義加諸在於人的身上,從人的行為善惡來解釋天意,於是天的重要性逐漸減輕,人的地位日益加重。戰國時代說客以去規範統治者,但後來王權日益龐大,單一個古已經不足以規範統治者,於是儒生們便再加上一個,用天的名義和力量去規範規勸統治者,這是他好的影響

不好的影響是他將上古社會中自律道德轉為他律道德,將天意和法律結合在一起,將自發性的善化做被動性的社會道德;再者天人感應到了董仲舒的時代

 

已經已成了以陰陽言論天道,天意陰陽無所不包,未免與歷史不符。

 

董仲舒與孟子相同的見解在於都肯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功勞,肯定了春秋撥亂反治、王著之事的功能,此觀點可從他的學生司馬遷中筆下的一段文字中窺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兩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趺,以達王事而已矣。』『別嫌疑、明是非、定猶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是孔子對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批評,孔子作春秋為王者之事也,王者之事便是君王所應該做到的事情,那就是通透永恆的真理──仁愛、公平、尊重。借用著批評的手段來訂定善惡的標準,濟弱扶傾。董仲舒和孟子都同時肯定了春秋這個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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